中国二十世纪重要的雕塑家——廖新学

来源：中国雕塑设计艺术网 　文章作者：佚名

　　1946年11月12日—12月１日，在巴黎最有影响的两岛画廊艺术陈列馆举办的“廖新学画展”成功地征服了精通艺术的法兰西人。紧接着皮加尔广场艺术博物馆又举办了“廖新学绘画展”，展出了他近百件油画和国画作品。当时法国的几大主要报刊都做了大篇幅报道——“在远离中国的（法国）蒙特玛尔市，CH·马松先生（法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将于４月３日荣幸地在他的皮加尔广场艺术博物馆首次展出画家廖新学的全部作品。色调柔和、构图生动，装饰性强，这一切都表现出画家极其娴熟的技艺和完美的表现手法，展览反映的花鸟、风景画面，使中国艺术（在此间）掀起一股热潮。这种富有生命力的、光彩夺目的艺术是对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民族的真实写照”。法国最重要的艺术杂志也高度评价，“廖新学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画家之一”。

　　1935年在巴黎的这波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推动中国新美术发展的主力。前排左起为曾竹韶（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师之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廖新学（昆明师范学院教授兼艺术系主任，云南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二排中为吕斯百（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艺术系主任）三排左起为滑田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雕塑系主任），常书鸿（敦煌研究院院长）陈士文；四排中为王临乙（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

　　20世纪40年代中晚期，整个欧洲正在治疗“二战”的创伤，而在中国国内由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之火正炽，在这段东西方交流被阻断的岁月里，廖新学这位来自中国边疆——云南的画家，像一位“真正的民间文化大使”，在巴黎、在西方艺术的中心“着实地向世界宣扬了中国的艺术”。这是云南人在20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大贡献，应该引起艺术史研究者的重视。

　　这年夏天廖新学加入了“独立艺术家协会”，成为这个具有63年历史的著名艺术家团体里唯一的华人会员。这时他在法国已经整整14年了，按当时法国的移民法规定，凡住满５年即可申请入籍，像他这样成就卓著的大画家，法国政府自然是十分欢迎的，如常玉、潘玉良以及后来的熊秉明、赵无极、朱德群等都先后加入了法国籍。可廖新学先生最终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

　　归国为云南美术教育辛劳一生

　　1948年秋，载誉归国的廖新学先生在昆明胜利堂举办归国汇报展览，轰动全省，也深深影响了一大批艺术青年。当代著名画家姚钟华、张建中、郎森等至今对廖先生的这次展览都记忆深刻，认为展览对他们的艺术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熊秉明、刘文清、袁晓岑、刘自鸣、姚钟华等名家在雕塑和绘画创作上都曾得到了廖新学先生的亲切指点和教诲。

　　新中国成立后，廖新学先生先后担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省美协筹委会主任、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委员、省人大代表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委员。从1951年起他开始担任昆明师范学院教授，1953年主持创建了昆明师范学院艺术科（今云南艺术学院），勤勤恳恳地为云南培养出了第一代艺术专业的大学生，这些艺术人才后来都成为云南文化界的中坚力量，遗惠至今。廖先生也被公认为云南新美术的开拓者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由于他辉煌的艺术成就和高尚质朴的人品，使他在云南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

　　在学生的印象中，廖新学教授是慈父也是严师。他天天坚持上课，亲自指导初年级学生的素描、雕塑和油画课程。为丰富学生的艺术知识，他不仅亲自编教程主讲东西方美术史，而且还特别增设了一门专业粉画课。他把自己从法国带回来仅有的一盒昂贵的粉画颜料无私地分给青年教师和学生使用，并亲自带领学生就地取材研制粉画、油画材料。

　　真诚、厚道、质朴、乐于助人的性格使廖新学先生成为云南美术界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也是云南省美术家协会的筹建人。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起，在他的团结带动下，许敦谷、梁书农、周霖、刘华轩、袁晓岑、江一波、林聆、莫耀宗、肖士英、李智清（女）、黄继龄、关山月（满族）、梅肖青、陆宇飞、高天涵、许章衡、江焕堂、朱明、刘傅辉、江芷庵等部队和地方画家不断深入生活，创作了一大批反映边疆各族人民新面貌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廖新学先生创作的油画《金马坊》《滇池湖畔》《翠湖早春》《西山滇池》标志着他探索油画民族化的艺术风格的成熟。他用一种淡淡的却倾注了温馨的笔调去描绘他所熟悉的场景。他的国画《牧羊女的学习》《瓜果丰收》《饲家禽》等主要描绘云南各民族兄弟的生活，笔墨工润雅致，与抗战期间画家庞薰琹（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所长）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彩写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廖新学先生在雕塑上的成就最高，他特别强调结构和造型的洗练和高度概括。他继承了布尔代勒、德斯比敖、罗丹、戈德蒙等西方经典主义雕塑的精髓，又汲取了中国汉唐石雕、砖刻和民间工艺的优良传统，作品线条流畅，气魄雄伟，既有一股超拔劲健的力度和动感又不乏含蓄抒情的韵味。他十分注重雕塑的内在间架以及独有的建筑特性。创作时他并不爱细工打磨，而是在泥塑层面留下雕刻和手塑的明显痕迹，因而别具一格，富有质感。他留在巴黎的《牧羊人》《少女头像》《戴头巾的女孩》《妇女坐像》《阿维尼翁女教师》等作品堪称是20世纪雕塑史上的重要作品。但遗憾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云南边疆铁、铜等材料奇缺，致使廖新学先生的雕塑、雕刻存世的不多，但也有《苗族女孩》《聂耳像》《打弹弓的小男孩》等一批杰出人物小品雕塑问世。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于1950年７月7日和吴作人、萧淑芳夫妇于1955年7月29日致廖先生的两封书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廖新学先生的雕塑艺术是多么的推崇。正如姚钟华先生所说：“快50年过去了，廖先生在雕塑艺术领域所达到的峰巅至今仍鲜有比肩者。”可以说，廖新学先生是19世纪末中国学子赴欧洲学习美术在雕塑领域成就最为卓著的艺术家，可惜我们对他的研究近几年才刚开始。云南要建设民族文化强省，对廖新学这位具有国际水准和声誉的艺术家的系统研究和弘扬是不应缺失的一环。

　　廖先生痴迷于艺术，终生未娶，担任教授虽然薪酬很高，但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但对朋友、学生非常慷慨大度，经常在生活上给予资助。他一直赡养着在家乡双目失明的弟弟，并供养侄女廖英一直读到大学。但他的晚年生活常常是这样的，在创作时经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据他的学生陈琦、廖可夫、吴有诚回忆，“老师为了做雕塑，需要大量的湿布来层层裹住作品，以防泥胎干裂。那时物资供应紧张，老师就把桌布、窗帘、床单和被套都用上，自己只能睡在通了洞的旧棉絮里，后来几个同学凑足布票为老师重新做了被套和床单，可不出半个月又被老师裹上泥塑了。”

　　由于长期超负荷的运转，生活上又没人照料，营养也跟不上，廖先生最终积劳成疾。1958年早春，他在玉溪的农村体验生活与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期间突感身体不适，经医生诊断为肝硬化。他被送回昆明入院仅10多天，病情开始恶化，不幸于３月23日在昆明逝世，享年仅58岁。

　　58岁正是一个艺术家厚积薄发，最能出成果的丰茂年华。当廖新学先生不幸英年早逝的噩耗传出，令当时的整个中国美术界感到悲痛和惋惜。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被隆重地安放在昆明风景优美的西山森林公园，与人民音乐家聂耳和青年作家张天虚的墓地相傍。墓碑由他的好友，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著名油画家吴作人精心书题。

　　廖新学先生逝世后，他留下的数千件国画、油画、素描和雕塑作品及大量的个人资料、图片全部由云南省博物馆接收珍藏。这无疑是廖先生留给云南各族人民最值得珍视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令人欣慰的是，这批几乎被遗忘和尘封了几十年的国宝获得了姚钟华、马文斗、张永康、吕卫国等几位云南文化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近半个世纪被置放在云南省博物馆库房的廖先生遗作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一些破损的油画和雕塑开始进行专业修缮，汇集他代表作的《廖新学作品集》在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的2008年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今天我们也才得以骄傲的心情欣赏廖新学这位蜚声世界的雕塑家和绘画家、人民的美术教育家、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杰出儿子用心血创作的文化瑰宝。

　　廖新学教授是云南的骄傲，更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穆易：云南省香格里拉研究会常务理事，王航：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本文转自：一部手机游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