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后的性暴行揭秘

来源：网络 　文章作者：佚名

    　　第二部分：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第三部分：满清入后的大屠杀

    　　 1、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

    《廣州市宗教志》：“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

    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